塞上行 (范长江)/（二）武川遇警

（二）武川遇警

北出武川波状地大约三四十里光景，前面的车子突然停止，司机和客人都有好些下车在草地上窃窃私议，有人伸手招呼我下车，我看形势有点不对，据他们的报告，是由百灵庙出来的日本别动队——土匪已经向我们方向前进，刚才已经遇到被这批土匪蹂躏逃难而来的难民，据他们所述情况判断，土匪的行动方向，大致和我们成正交，我于是主张用快速度突过和土匪可能碰头的地区，但是司机认为不可，理由是车载太重，装货过高，道路太坏，快车容易出覆车的危险。不得已，始决定开回归化！但是这许多去新疆的义勇军家属，他们却坚持不可，因为他们在东北家乡不能居留，关内不能生活，而跋涉万里关山，欲图存新疆，又因日本不已止的侵略，打断了去路！回到绥远之后，他们又将求生何方！我安慰他们说：“西安、兰州、哈密一线还可以入新疆。”而他们困苦颠连的命运中，对于这种渺茫的遥远的前途，不能不相当致其空虚之悲戚了。

蒙古本来是我们五大民族之一，今天我们的蒙古民族竟在外人策动之下，以蒙地为根据，向我们自己国家进攻，我们已不能在蒙古地方自由通行。外人之侵略我们，有其必然的原因，而蒙古民族之能听人指使，以攻祖国，不能不令我们用理智来作深一层的觉察反省。

蒙古民族的本身，并不是所谓愚劣民族，而恰相反的是异常优良的民族，我们看蒙古盛时的历史，当可了然。吉朋（Gibbon）在《罗马帝国之衰亡》一书说：“一二四一年春，蒙古军之蹂躏波兰，及入据匈牙利，盖其军略之优良有以致之，初不仅以兵多胜也。……蒙古将帅之行军于维斯杜拉河下游，以及德兰斯斐尼亚也，其布置之精密，尤足惊异。此种战略，匪独并世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企，且亦非欧洲任何将帅之所能及。欧洲将帅自腓特烈第二以降，就韬略论，无一足与速不台相颉颃者。且蒙古人于匈牙利之政局，及波兰之情形，皆能洞悉无遗，盖其间谍之组织，固甚佳也。”元代以后，蒙古民族逐渐衰落，明以后为毒辣宗教政策所毒害，始日即于不振。清魏源《圣武记》有曰：“蒙古敬信黄教，不但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，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。”且喇嘛所诵之经，皆系藏文，因喇嘛之力攻藏经，遂致弃其固有之蒙文而不顾。因而抛弃了自己蒙古民族的文化，在意识上逐渐淡薄了民族独立的思想。

故蒙古民族之衰落，乃受外族在历史上侵略政策的结果，然而在当时各以己族为单位之狭义民族主义时代，本不足怪。蒙古统一中国，压服汉族之后，以汉族为最下层阶级，不许有武装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，下令中外：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，悉输于官。又蒐括诸路马，凡色目人（当时欧洲及中亚来之各族人）有马者，三取其二，汉民悉入于官。顺帝时，禁汉人、南人（汉人之在长江以南者）、高丽人，不得持军器，凡有马者，拘入官。故当时彼此压迫，毫不足怪，此种老账亦不必再算。因为那时我们民族的生存，是我们东亚大陆上几个民族相互间的竞争，如汉、匈奴、契丹、回纥、西夏、吐蕃、女真、蒙古、金等，然而现在这些民族大体溶为五大民族，我们相互间的共同利害，较大于我们相互间利害的冲突，我们相互间有悠久的历史，我们现在遭受着外来民族严重的压迫，我们有共同的危机，我们需要共同的生存，我们已不需要“我消灭你”或者“你消灭我”的老的民族路线，我们需要在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上来消除内在的冲突，把我们共同的力量，抵抗我外来的侵略，以求共同的生存。

孙中山先生看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主张“五族共和”、“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”来根本结束过去自相残杀的政策，重立坚强团结之民族国家，可惜他的政策，没有被后人拿来实行，没有能够根本改造国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，完全因袭过去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传统政策，在“平等”“共和”等名词之下，干些换汤不换药的老勾当。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，利用少数酋长，空责各族之团结，而自塞各族进行团结之路！

日本占领东蒙之后，西蒙古各部在德王等倡导之下，要求自治，其最初之意义，至为光明正大。其通电云：“自治真意，实因事急境迫，日暮途穷，志切自救救国，不得不急图自决，以补救危亡。至于军事外交，关系国家体制，吾蒙能鲜力薄，平时尤仰仗中央之助，况当存亡关头，一切措施，更为惟中央是赖。”军事外交交给中央后，蒙古人要求自治，我们想对于国家，决无妨碍，而且中央反可以因此加强对蒙古民族实际之统治，于国家之前途，大有利益。但是内蒙自治因与察绥两省之存在根本冲突，中央不能从国家大局前途作深远之打算，澈底解决蒙古问题，同时不能对察绥两省之疆域、财政等谋周全之办法，而因循于察绥两省当局与少数蒙古王公利害之间，茍且敷衍，致引起蒙古前进派之失望，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机。

政治之推进，必有真实内容，巧妙宣传无补于实际。内蒙要求自治之时，正汪精卫先生长行政院之日，他当时说：“我们今日在种族上、宗教上、习惯上，已实行平等自由之原则，互相尊重了。”似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已经解决，然而蒙古人自己的感觉怎样呢？察哈尔蒙古代表曾在南京有如下的诉苦：“满清政府虽寓专制于羁靡之中，尚未夺我蒙古之主权，民国之官吏，则显分轩轾，而县与旗之感情，遂日趋隔阂，因文字之不同，重征捐税，蒙人无从争论，因言语之不通，诉讼覆冤，蒙人无凭申辩，供差徭，则蒙古出资独多，享权利，则蒙古不得参预。”所谓“五族共和”下，蒙古民族所受之法律待遇，则“蒙古地方讼诉之处理，边省机关，尚酌用前清理藩则例，及番例条款”。这些根本是对付被征服民族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有知识的人又说：“在形式上，虽有不分种族之美观，而实际上，实有致蒙古民族死命之虞。”

在政治理论上和政治制度上，我们既然不能得蒙古民族之同情，不能使蒙古民族诚心诚意和我们结合，那么，我们就不得不走“威德兼施”的老民族政策，使大多数蒙古人“怕”我们，同时施以小惠，使之怀“德”。然而现在的蒙古对于我们的“德”怎么呢？求自治通电云：“乃政府不第不此之图，反从而穷困之。始而开荒屯垦，继而设省置县，每念执政者之所谓富强之术，直吾蒙古致命之伤，痛定思痛，能不伤感！”德既不能使之怀念，则威当可使之折服，然而通电又云：“十馀年来，于外蒙尚无收复之策，东蒙既失，亦无退敌之方，此不能不置虑者也。强邻压境，在中央政府放任之下，哲里木、昭乌达、卓索图及呼伦贝尔等诸盟、旗、部转瞬非复我有矣，西陲各盟、旗、部，势蹙力弱，将更何以御强敌耶！”我们这张纸老虎，已为蒙古人看穿。彼等进不能求得合理之途径，退又不能自保，感情所驱，日方再加煽惑，故演成蒙汉自相残杀局面。记者于去冬百灵庙战争中，虽曾力赞我军攻击精神之伟绩，而偶一悬想我乖戾民族政策之前途，复使人不胜其怆然！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，何至于在我们自己家里的蒙古民族，被人利用来和我们自己冲突！

车回过速，在武川北门外倾覆一车，几伤人命。此辈身遭离乱之义勇军家属，当对于中国不合理之民族关系，有深刻之感觉也。

为了汽车公司的营业和旅客的要求，这一队车决不能在绥远停止不动，大家决定再由包头出蒙古去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