塞上行 (范長江)/（二）武川遇警

（二）武川遇警

北出武川波狀地大約三四十里光景，前面的車子突然停止，司機和客人都有好些下車在草地上竊竊私議，有人伸手招呼我下車，我看形勢有點不對，據他們的報告，是由百靈廟出來的日本別動隊——土匪已經向我們方向前進，剛才已經遇到被這批土匪蹂躪逃難而來的難民，據他們所述情況判斷，土匪的行動方向，大致和我們成正交，我於是主張用快速度突過和土匪可能掽頭的地區，但是司機認為不可，理由是車載太重，裝貨過高，道路太壞，快車容易出覆車的危險。不得已，始決定開回歸化！但是這許多去新疆的義勇軍家屬，他們卻堅持不可，因為他們在東北家鄉不能居留，關內不能生活，而跋涉萬里關山，欲圖存新疆，又因日本不已止的侵略，打斷了去路！回到綏遠之後，他們又將求生何方！我安慰他們說：“西安、蘭州、哈密一線還可以入新疆。”而他們困苦顛連的命運中，對於這種渺茫的遙遠的前途，不能不相當致其空虛之悲戚了。

蒙古本來是我們五大民族之一，今天我們的蒙古民族竟在外人策動之下，以蒙地為根據，向我們自己國家進攻，我們已不能在蒙古地方自由通行。外人之侵略我們，有其必然的原因，而蒙古民族之能聽人指使，以攻祖國，不能不令我們用理智來作深一層的覺察反省。

蒙古民族的本身，並不是所謂愚劣民族，而恰相反的是異常優良的民族，我們看蒙古盛時的歷史，當可瞭然。吉朋（Gibbon）在《羅馬帝國之衰亡》一書說：“一二四一年春，蒙古軍之蹂躪波蘭，及入據匈牙利，蓋其軍略之優良有以致之，初不僅以兵多勝也。……蒙古將帥之行軍於維斯杜拉河下游，以及德蘭斯斐尼亞也，其佈置之精密，尤足驚異。此種戰略，匪獨並世歐洲任何軍隊所不能企，且亦非歐洲任何將帥之所能及。歐洲將帥自腓特烈第二以降，就韜略論，無一足與速不台相頡頏者。且蒙古人於匈牙利之政局，及波蘭之情形，皆能洞悉無遺，蓋其間諜之組織，固甚佳也。”元代以後，蒙古民族逐漸衰落，明以後為毒辣宗教政策所毒害，始日即於不振。清魏源《聖武記》有曰：“蒙古敬信黃教，不但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，且開本朝二百年之太平。”且喇嘛所誦之經，皆係藏文，因喇嘛之力攻藏經，遂致棄其固有之蒙文而不顧。因而拋棄了自己蒙古民族的文化，在意識上逐漸淡薄了民族獨立的思想。

故蒙古民族之衰落，乃受外族在歷史上侵略政策的結果，然而在當時各以己族為單位之狹義民族主義時代，本不足怪。蒙古統一中國，壓服漢族之後，以漢族為最下層階級，不許有武裝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，下令中外：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，悉輸於官。又蒐括諸路馬，凡色目人（當時歐洲及中亞來之各族人）有馬者，三取其二，漢民悉入於官。順帝時，禁漢人、南人（漢人之在長江以南者）、高麗人，不得持軍器，凡有馬者，拘入官。故當時彼此壓迫，毫不足怪，此種老賬亦不必再算。因為那時我們民族的生存，是我們東亞大陸上幾個民族相互間的競爭，如漢、匈奴、契丹、回紇、西夏、吐蕃、女真、蒙古、金等，然而現在這些民族大體溶為五大民族，我們相互間的共同利害，較大於我們相互間利害的衝突，我們相互間有悠久的歷史，我們現在遭受着外來民族嚴重的壓迫，我們有共同的危機，我們需要共同的生存，我們已不需要“我消滅你”或者“你消滅我”的老的民族路線，我們需要在一種合理的民族關係上來消除內在的衝突，把我們共同的力量，抵抗我外來的侵略，以求共同的生存。

孫中山先生看到這一點，所以他主張“五族共和”、“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”來根本結束過去自相殘殺的政策，重立堅強團結之民族國家，可惜他的政策，沒有被後人拿來實行，沒有能夠根本改造國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，完全因襲過去不合理的錯誤的民族傳統政策，在“平等”“共和”等名詞之下，幹些換湯不換藥的老勾當。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，利用少數酋長，空責各族之團結，而自塞各族進行團結之路！

日本佔領東蒙之後，西蒙古各部在德王等倡導之下，要求自治，其最初之意義，至為光明正大。其通電云：“自治真意，實因事急境迫，日暮途窮，志切自救救國，不得不急圖自決，以補救危亡。至於軍事外交，關係國家體制，吾蒙能鮮力薄，平時尤仰仗中央之助，況當存亡關頭，一切措施，更為惟中央是賴。”軍事外交交給中央後，蒙古人要求自治，我們想對於國家，決無妨礙，而且中央反可以因此加強對蒙古民族實際之統治，於國家之前途，大有利益。但是內蒙自治因與察綏兩省之存在根本衝突，中央不能從國家大局前途作深遠之打算，澈底解決蒙古問題，同時不能對察綏兩省之疆域、財政等謀週全之辦法，而因循於察綏兩省當局與少數蒙古王公利害之間，茍且敷衍，致引起蒙古前進派之失望，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機。

政治之推進，必有真實內容，巧妙宣傳無補於實際。內蒙要求自治之時，正汪精衛先生長行政院之日，他當時說：“我們今日在種族上、宗教上、習慣上，已實行平等自由之原則，互相尊重了。”似乎中國國內民族問題已經解決，然而蒙古人自己的感覺怎樣呢？察哈爾蒙古代表曾在南京有如下的訴苦：“滿清政府雖寓專制於羈靡之中，尚未奪我蒙古之主權，民國之官吏，則顯分軒輊，而縣與旗之感情，遂日趨隔閡，因文字之不同，重徵捐稅，蒙人無從爭論，因言語之不通，訴訟覆冤，蒙人無憑申辯，供差徭，則蒙古出資獨多，享權利，則蒙古不得參預。”所謂“五族共和”下，蒙古民族所受之法律待遇，則“蒙古地方訟訴之處理，邊省機關，尚酌用前清理藩則例，及番例條款”。這些根本是對付被征服民族的東西，所以他們有知識的人又說：“在形式上，雖有不分種族之美觀，而實際上，實有致蒙古民族死命之虞。”

在政治理論上和政治制度上，我們既然不能得蒙古民族之同情，不能使蒙古民族誠心誠意和我們結合，那麽，我們就不得不走“威德兼施”的老民族政策，使大多數蒙古人“怕”我們，同時施以小惠，使之懷“德”。然而現在的蒙古對於我們的“德”怎麼呢？求自治通電云：“乃政府不第不此之圖，反從而窮困之。始而開荒屯墾，繼而設省置縣，每念執政者之所謂富強之術，直吾蒙古致命之傷，痛定思痛，能不傷感！”德既不能使之懷念，則威當可使之折服，然而通電又云：“十餘年來，於外蒙尚無收復之策，東蒙既失，亦無退敵之方，此不能不置慮者也。強鄰壓境，在中央政府放任之下，哲里木、昭烏達、卓索圖及呼倫貝爾等諸盟、旗、部轉瞬非復我有矣，西陲各盟、旗、部，勢蹙力弱，將更何以禦強敵耶！”我們這張紙老虎，已為蒙古人看穿。彼等進不能求得合理之途徑，退又不能自保，感情所驅，日方再加煽惑，故演成蒙漢自相殘殺局面。記者於去冬百靈廟戰爭中，雖曾力讚我軍攻擊精神之偉績，而偶一懸想我乖戾民族政策之前途，復使人不勝其愴然！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，何至於在我們自己家裏的蒙古民族，被人利用來和我們自己衝突！

車回過速，在武川北門外傾覆一車，幾傷人命。此輩身遭離亂之義勇軍家屬，當對於中國不合理之民族關係，有深刻之感覺也。

為了汽車公司的營業和旅客的要求，這一隊車決不能在綏遠停止不動，大家決定再由包頭出蒙古去試試。